袁盛勇：《重新理解延安文学》，见《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97～398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7.40年代解放区文学在主流权力话语的强制规范下，尤其延安文艺整风后不少作家心惊胆战地压抑或藏匿了主体化的情感意识与个性化的审美追求，以人格的政治化与思维的一体化推进模式化的写作，在文学大众化或民族化、现代化或世界化的道路上树起一座“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作风、新的文化”的里程碑；然而若是以“两化”（现代化与民族化）视角重新审视这座里程碑便会发现它上面已粉饰并涂盖了解放区文学的潜在危机，即以“人民”（即工农兵）为本位的“人的文学”向以“救世主”为本位的“神的文学”转化，出现了以传统的民族意识取代现代人学意识的趋向。……而这种“神化”文学是与以现代文学意识、审美意识为精神支柱的世界化与民族化互融互补的“人的文学”相悖反的。越是到了40年代后期，文学表现以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为中心主题的方向中越是现代知识分子作家对“救亡”与“建国”重大课题的独立思考，统帅一切、指挥一切、缔造一切的“救世主”意识在革命文学的主题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相比之下，40年代国统区甚至上海“孤岛”的文学在“两化”互动规律制导下，不管理论上的探索或创作上的实践都要松散得多、开放得多，既没有权力机构的强制性举措迫使作家就范，又没有权威性的理论话语规约或控制其创作方向，可以放开手脚对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进行多样性的追求。所以国统区文学并没有因为抗战爆发而中断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已形成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反倒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从文化到文学出现了大碰撞大融会大整合的繁荣景象，将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美学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