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身坚持“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这是曾国藩对文武之臣对“诚”的不同表现的分析。
曾国藩也将“血诚”这一精神贯穿了整个人生。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了，曾国藩请假回到老家荷叶塘服丧。一天，他在一家饭店写对联，被一名叫韦永富的太平军看见了，太平军要曾国藩帮忙抄几份告示，并说：“我们太平军尊重读书人，你归顺我们，包你有吃有穿，仗也不要你打，日后我们天王坐了江山，给你一个大官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