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由于我们各自的处境，所以我跟这对夫妇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奇特而平等的友谊，虽然我们之间年龄差别大得可笑。不过，在米考伯太太把我完全当成她的知己以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他们的邀请，白吃白喝过他们的东西（我知道他们跟肉铺、面包铺的关系都很紧张，他们那点东西往往连他们自己都不够吃喝）。她把我当成知己的那天晚上，情况是这样的：
“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说，“我不拿你当外人，所以不瞒你说，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了。”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非常难过，带着极度同情看着米考伯太太通红的眼睛。
“除了一块荷兰干酪的皮儿外，”米考伯太太说，“食物间里真是连什么渣子都没有了。可干酪皮儿又不适合给孩子们吃。我跟爸妈在一起时，说惯了食物间，这会儿几乎不觉又用起这个词来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家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哎呀！”我很关切地说。
我口袋里一个星期的工资还剩有两三先令——从这钱数来看，我认为我们的这次谈话一定发生在星期三晚上——我赶紧掏了出来，真心诚意地要求米考伯太太收下，就算是我借给她的。可是那位太太吻了吻我，定要我把钱放回口袋，并说，这样的事她想也不能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