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断言：“胡塞尔在方法上把生活世界的问题看作通向先验还原的一个通道。”[37]瓦尔登菲尔茨指出：“生活世界在胡塞尔那里不是一个直接描述的对象，而是一个具有方法目的的回问对象，通过这种回问，人们可以重新把握生活世界的先在被给予性。”[38]施特拉维尔强调：“生活世界的问题是通向先验悬搁的一个通道”，并认为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兴趣绝不等于对其先验观念之义的背离，而是意味着一种方法上的转变，即胡塞尔不再采取“根据一种自由的意志来选择悬搁的思维方法，而是首先回答在世界领域之内涌现出来的问题”，[39]这就是欧洲科学的危机和生活世界的问题。胡塞尔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证实了这一点。正是在这部著作中，胡塞尔提出一个命题：“从生活世界出发通向先验现象学之路。”
当然，我注意到，“生活世界”虽然是胡塞尔达到先验现象学的途径，但从生活世界出发通向的先验现象学与胡塞尔前期所建立的先验现象学又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意味着一种新的现象学的形式，至少是一种与存在主义的发展相类似，但又不同于存在主义的哲学形式。正如美国现象学家马文·法伯所说：“胡塞尔的某些晚期著作，可能已经很好地显示出他能够清楚地和合理地说出存在主义哲学家在他们关于存在和生存的言论中声称完成的一切东西（甚至更多的东西）。”[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