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我在以上诸方面所以能获得成功，是由于我在财力、物力、智力和创造力上得到了一些热心单位与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是由于我学习并厉行了爸爸所提倡的新武训精神，我常常以“新义丐陶城”为自豪，我将继续发扬此伟大精神来“为众谋”、“造众福”。
[1] 选自周洪宇等主编：《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陶宏
陶宏（1915—1975），小名桃红，安徽歙县人。陶行知长子。自幼受陶行知影响，8岁即在家中办起“笑山平民读书处”，教家人读《平民千字课》。1931年，在陶行知创办的自然学园，推行科学下嫁运动，在上海参加《儿童科学丛书》和《儿童科学指导》等书籍的编写。先后在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及感光研究所等单位，从事教育与科研工作。曾负责育才学校自然组的管理工作。1950年赴苏联获莫斯科大学化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并创立中科院感光化学研究所。
陶宏是陶行知的长子，他出生的时候陶行知正在留美求学，亲历并见证了陶行知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从他三岁陶行知刚归国任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起，他的生活便紧紧地与陶行知联系在一起，但他与陶行知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淡薄与‘非常的’深厚”。这种不同寻常的父子之情伴随了陶宏的一生，他并未有太多记述与研究陶行知的文章，然仅《我和我的父亲》此一文也已足以描绘一位儿子心目中父亲的肖像。在作者的叙事中，陶行知为了事业，鲜有时间与家人团聚，但只要他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总喜欢与他们一起分享生活中的事情，通过在“做”中教育子女。在作者的心中，陶行知对他们的教育异常严格甚至“刻薄”，但由于没有太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只能任由孩子们自由地成长。作者选取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几件小事来反映父亲对自己的教育与影响，如三岁刚记事的时候，作者看见香烟嘴买来当玩具，被父亲严词呵斥并烧掉，是作者人生第一次有记忆的家庭教育课，反映陶行知教子非常严厉的一面。再如逢年过节作者总会收到父亲的小礼物，平日有空时，父亲也会带他和弟弟一起出去玩和做些小事，又体现出陶行知作为父亲很慈祥的一面。尽管陶行知在教子方面有任其自由成长的一面，但当孩子遭遇特殊情况时，他又显示出极大的关切，如作者在东南大学得了疟疾病的时候，陶行知多次电告校长张伯苓要求给予关照；又如作者突然失踪半夜未归时，陶行知立即动员朋友寻找，并亲到巡捕房、医院打听作者下落；再如作者在父亲的要求下，坚持通过翻译外文来达到坚持学习英文的目的，陶行知总是竭力地施以帮助，不时邮寄原版外文资料给作者翻译，多次借回家之机熬夜为作者的翻译稿校对。总之，作者在本文试图通过回忆与父亲之间的点点滴滴，来反映作为教育家、活动家的陶行知是如何教育子女的，对于研究陶行知家庭教育有着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