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依此方式诞生的标准和观念有何权威呢？它们对我们有何权利呢？在一种意义上，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是，在同一意义上，无论我们给道德责任和忠诚赋予怎样的起源和威力，这个问题都无法回答。为什么要听从那些形而上的、超验的理念实在呢，即便我们承认它们是道德标准的制定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假如我想那样做呢？只要我们愿意，任何道德问题都可以化约为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在经验的意义上，这个问题很简单。生活本身就是权威。为什么要使用语言，促进文学，获得并发展科学，推进工业和崇奉高雅艺术呢？问这类问题无异于问：为什么要生活呢？唯一的回答就是：一个人如果打算生活，他就必须过由这些东西构成的生活。我们可以问的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打算怎样使用这些东西并被它们使用，而不是是否会使用它们。理性与道德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推到这些事物的后面去，因为理性与道德从它们之中生长出来。但是，理性与道德不仅从它们之中生长出来，而且生长进入它们之中，成为它们的一部分。任何人即便想脱离它们，也不可能。他无法回避怎样过生活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他必须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去过生活——否则就放弃、退出。简言之，不是要在习俗之外的道德权威和习俗之中的道德权威之间作出选择，而是要在采纳更多还是更少理智而有意义的习俗之间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