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虽然一生都在谈超然物外，要学陶渊明归隐山林。但一边又看重功名，并用其一生执着地追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苏轼明确提出，“轻富贵，安贫贱”的清高思想要不得，因为那样一来，“人主之名器利禄”就没有什么用了，就没有“砺世磨钝者”的工具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奋斗的目标了。
提倡“清静无为”的苏轼，从来不认为法度建设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对于王安石变法当然也就百般挑剔。
在政治上，苏轼的见解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仁”。他到各地工作都不停地向朝廷要钱要物要政策，殊不知这些钱物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其他地方老百姓辛辛苦苦交上去的。
北宋文坛风气一改之前的空洞华丽风格，主要得益于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开拓性工作，苏轼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写得多、影响大，对新风气的普及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为文之繁杂也是有目共睹的。苏轼为文，讲究顺其自然，“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去考究文章的形式和内容。这种行文方式，大抵只适合写散文，而不适合用于写严谨的政论性文章，所以苏轼的政论文章最大的问题就是形式大于内容。明朝袁宏道评论苏轼说：“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虽然他花了绝大的心血去写，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无甚可取之处——内容不可取、见解不可取、风格更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