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借《大公报》创刊十周年纪念的机会，除了举办文艺奖金，还想从《文艺副刊》已刊的作品中，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谁来编？只有徽因最适当，因为从副刊创办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认真仔细。我写信去邀请，她马上慨然答应了，并且很快就把选目寄到上海。她一共选了三十篇小说，有的当时已是全国闻名的作家了，如蹇先艾、沙汀、老舍、李健吾、张天翼、凌叔华，有的如宋翰迟、杨宝琴、程万孚、隽闻、威深等，当时并不大为人所知。
她还为这本选集写了一篇“题记”，其中她指责有些作家“撇开自己熟识的生活不写……因而显露出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真纯”。她号召作家们应“更有个性，更真诚地来刻画这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她还强调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她认为诚实比题材新鲜、结构完整和文字的流丽更为重要。
记得一九三六年她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荐我的《矮檐》时，曾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谈这个“诚实”问题。可惜所有她的信都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化为灰烬了。这里我只借用她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从北平写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正清夫人（威尔玛）的一封信：对，我了解你对工作的态度，我也正是那样工作，虽然有时和你不尽相同。每当一个作品纯粹是我对生活的热爱的产物时，我就会写得最好。它必须是从我的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喜还是悲。必得是由于我迫切需要表现它才写的，是我所发觉或熟知的，要么是我经过思考才了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认真、诚恳地想把它传达给旁人的。对我来说，“读者”并不是“公众”，而是比戚友更能了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们很渴望听我的诉说，并且在听了之后，会喜，会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