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这种“同一性”“稳定性”“停滞性”在历史上保持得最持久、最顽固。但是，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入侵以及各民族进入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时代，东方社会开始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命运。
印度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猎获物”，农村公社死于西方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西方资产阶级在印度“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33]印度社会由此处于一种新的停滞之中，重新处在一种“没有历史的历史”之中。
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又处于“解体的过程”。马克思极为关注古老的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顽固性”及其原因，明确指出：“鸦片贸易之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34]在中国，摧毁这种经济结构的过程非常缓慢，“需要很长时间”。
